医疗人才“组团”援藏:派最好的医生,建最好的团队
发布时间:2019-06-05 15 来源: 互联网 浏览量:12

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巴吉村,援藏医生陈剑峰和徒弟群丹罗布到村民家指导家庭医生慢病随访。(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/图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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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医疗人才“组团援藏”工作由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等七省市承担。派最好的医生、建最好的团队,人员配备堪称豪华阵容。


  • 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工作设定了“小病不出县,中病不出市,大病不出藏”的目标,“1+7”医院承担“兜底”重任。


  • 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,北京的援建单位将核心管理制度“打包移植”,并结合西藏当地实情应用,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一千多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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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

责任编辑 | 何海宁


1岁零3个月的索朗旦增在病床上活蹦乱跳。“刚来医院的时候发烧39度以上,还出了一身皮疹。”索朗旦增的母亲说道。


相似的症状,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次仁桑布只在2015年见过一次。在援藏医生李廷俊的指导下,次仁桑布抽血培养,做脑脊液检查和皮疹切片检查,很快确诊是流脑。亏得诊治及时,索朗旦增没留下任何后遗症。


2019年5月14日这天,索朗旦增可以出院了。父亲来到医生办公室,拉着李廷俊的手“表白”,称赞他是援藏“好门巴”(即医生)。


医疗援藏本不是什么新鲜事——从1990年代起,国家就开始派出医生援藏;但“组团援藏”却有些陌生——2015年年初,中组部收到新疆喀什第二人民医院专报:借力于上海援疆,喀什二院9个月成功升“三甲”,其中专门提到了上海的“组团式医疗”。


同年8月底,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。中组部统一组织协调,原国家卫计委和对口支援的7省市指派医院,以组团的形式支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7家地市级人民医院(以下简称“1+7”医院),以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水平。该项目由中组部部长陈希亲自谋划推动,因此也被称为“部长工程”。


组团效果立竿见影。很多以前在西藏想都不敢想的手术一个个成功实施,数百项内地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成果被“打包移植”到了受援医院。


1

“举全省、全市之力帮扶一家医院”


医疗人才“组团援藏”工作由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安徽、重庆、陕西、辽宁等七省市承担。派最好的医生、建最好的团队,人员配备堪称豪华阵容。比如,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,援藏医生全部来自上海市属23家三甲医院;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,联手“北大系”三家医院援助的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。


“以院包科”也是一大特色。由内地一所医院负责帮扶受援医院的一个或几个科室,长期援受关系不脱钩。广东省为此还设定了最低门槛——负责帮扶的科室必须在复旦版“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”中排名前十。


“举全省、全市之力帮扶一家医院,这在以前无法想象。”从1997年第一批医疗援藏开始,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院长米玛多吉均亲自见证并参与。


王牌医疗资源甚至下沉到了基层。2016年,原国家卫计委下发文件,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级医院工作。全国86家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西藏74县85家医疗机构。拉萨市城关区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,八廓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3名援藏医生全部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。


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对口办副主任匡雪莲介绍,无论从医院层级还是能力匹配,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到社区多少有点“大材小用”,“以现有的病人数量,专家的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出来”。


在内地,这些专家一号难求是常态。有患者听说专家人在西藏,不惜打“飞的”去看病。匡雪莲回忆,在一次医疗援藏的会上,有人开玩笑,“到西藏医疗旅游没准能成为一股风潮。”


一般来说,如担当受援医院院长等领导职务的干部需要在藏3年,普通医生则是1年。起初,作为“重大政治任务”,一些援藏医生也坦承,家属有时候会不太理解。“援藏回来后,你还能保证自己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吗?”“孩子才6岁,你还要不要这个家?”


但援藏干部、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浩不喜欢“援”字。“‘援’代表我是被动的,我提倡‘合’。”西藏的医院也有合作优势。西藏的高原医疗数据全球稀缺,因为稀缺,SCI论文常常一发一个准。每次有内地的院长来,张浩都会用高原病科研这座“富矿”说服双方合作。


事实上,7个地市从创建三甲医院开始便暗中较劲。2018年前,西藏的三甲医院只有自治区人民医院一家。随后,拉萨市人民医院率先表态:力争成为自治区首家地区级三甲医院。


2019年5月15日,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宣传调研工作座谈会上,西藏自治区卫健委主任王云亭回忆,拉萨一发话,林芝坐不住了。林芝市人民医院由广东对口援建,“广东立刻表态,争取第一、确保第二。”此后,对口帮扶日喀则的上海亦开始自我加压。


“三个省份,你追我赶创三甲。”王云亭说。


2

“传帮带进入爬坡阶段”


截至2018年底,拉萨、林芝、日喀则、山南、昌都、那曲市人民医院都顺利成为三甲医院。不过,西藏综合医院评定采用的是符合本地实际的评审标准,“国家卫健委给了很多指导性意见,走了不少绿色通道。”王云亭说。


“我们的三甲是‘西藏式三甲’,和内地还有差距。”5月17日,在介绍林芝市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座谈会上,林芝市卫健委主任王洪举坦言,医院要从“创三甲”走向“强三甲”。


自治区的卫生健康工作设定了“小病不出县,中病不出市,大病不出藏”的目标,“1+7”医院更是承担“兜底”重任。进藏前,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张隽自信满满。可真正到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,他才发现,自己正面临从医二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局面。


西藏医疗卫生条件较差,等患者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时,病情不是晚期就是危重,手术难度比内地大得多。“大病不出京,六七成功力足矣;大病不出藏需要九成。”张隽说。


2018年底,张隽为一位26岁女孩做包虫病手术。明知包虫已经侵犯到下腔静脉血管,术中分离已相当小心,但还是出血了。短短5秒钟,出血量达到2000毫升。最要命的是,作为全国最缺血的省份,手术用血需要从内地调入,一台腹部外科的大型手术往往只能配给几百毫升血液。


“因为你是专家,你应该做得更好。”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主治医师陈礼梅这样解释援藏医生的压力。


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巴吉村,疾控人员开展包虫病筛查。 (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/图)


过去,援藏专家以出门诊、做手术等提供直接服务为主。现在,参与医院组织管理、完善学科建设、带教人才,力求由“输血”转变为“造血”。


在墨竹工卡县人民医院,陈礼梅带了3位徒弟,水平参差不齐,既有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,也有对西医毫无概念的藏医。对于低年资医生,她需要教授难度适宜的技术,以便他们和本院的上级医生搭上手。对待年资较高的医生,要求自然更严格——抢救性手术不准磨蹭,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速完成。


初来乍到,陈礼梅的雷厉风行让徒弟们很不适应,常常讨饶,“老师,你能不能放慢节奏适应一下我们?”


“错!应该是你们加快速度适应我。”陈礼梅经常如是回答。


开展医疗人才“组团式援藏”后,援藏医疗专家帮带588个医疗团队、1446名本地医务人员,已有120名受援医生能独立开展1-2种新手术,整体提升了医疗技术人员的能力和水平,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。


“现在,传帮带进入了爬坡阶段。”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院长米玛多吉说。


3

解决人才短板


藏族医生边巴卓玛所在的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,是西藏自治区的“危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”。产科28张床,年分娩量高达2800例。


2018年7月刚进科室时,援藏医生马莹被这个数字吓了一跳。她所在的北京妇产科医院,同样的病区35张床,年分娩量不过如此。


来拉萨九个多月,马莹最大的感受是两地孕产妇悬殊的产检意识。在北京,产妇有个风吹草动就往医院跑。而在西藏,大多数孕产妇做不到定期孕检。


千里之外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,上海儿童医院儿科医生李廷俊有同样的感受。儿童贫血大多是营养性、缺铁性贫血;佝偻病能让内地医生把教科书上的案例见个遍。


“一些感染性疾病、营养性疾病,通过健康宣教完全可以改善。”到日喀则后,李廷俊专门建了家长学校,两周授课一次,向家长传递“疾病预防”的理念。他感叹,医疗援藏不仅是医生的职责,也希望有更多的公共卫生专家参与。


因为培养模式和地域差异,中国的医生群体无论学历、实践技巧、理论水平都千差万别。过去,因为缺乏规范化培训制度(以下简称“规培”),大部分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,未经二级学科培养,直接分配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,其以后的能力和水平,相当程度取决于所在省市县医院的条件。这也是造成西藏和内地医疗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。


早在2016年7月,张浩就来到日喀则,希望推动当地医学生的均质化教育。


理想方法有二,一是复制“喀什经验”。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喀什时,考虑到当地学生不一定能通过全国统考,复旦大学医学院自主命题,“咬牙硬挺”着划出20个研究生名额,领导亲自背着试卷前往喀什招考。张浩希望在上海寻找医学院校予以支持,但上海教委建议“国家教育部给上海划拨名额”。


第二种方法是走“规培”之路。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规培基地硬件条件已具备,但2019年才将迎来评审。


“对于西藏等老少边穷地区,规培是否应该有‘地方粮票’?”2019年5月14日和国家卫健委的座谈会上,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建议。张浩也知道,虽然规培强调均质化教育,但对于规培的师资、模式,仍希望国家卫健委给予优惠政策。


林芝市人民医院,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松吉、格桑卓玛向援藏医生学习心肺复苏要领。 (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/图)


4

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”


对于援藏资金的投入,国家有规定——援助省份每年财政收入的1‰用于援藏。光是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,上海市政府的累计投入就达到约2.6亿元。


西藏自治区卫健委一位官员认为,内地援建省份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,“有些省份自己还有未脱贫地区,负担很大”。


相比捐钱建医院、买设备,不少当地官员现在更在乎那些传授管理经验、提供能力建设的“软实力”援助。


在医疗人才“组团式援藏”中,推进公立医院人事、薪酬、管理运行等体制机制改革,规范临床诊疗行为,提升医院管理水平被作为一项重要工作。


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,北京的援建单位将核心管理制度“打包移植”,并结合西藏当地实情应用,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一千多条。


过去,设备招标采购由科主任、院长决定。现在,院领导不直接参与,改由援藏专家和本地医生通过论证方式决定。从2017年起,医院还启动了人事制度改革,自主招聘人才,以解决人岗不相适问题。


王云亭介绍,自治区医院管理水平明显提升,健全完善了医院内部决策、工作例会、人员任免、考核评价、财务监督等制度5314项,基本形成了专家治院、制度管人的医院管理新格局。


“管理援藏是门大学问,不只是发几张表格那么简单。”王洪举希望,国家能组织管理专家到医院,对人事、药事等各类方案制度进行诊断,调动员工积极性。


不过,拉萨市人民医院的一位领导透露,管理制度改革起初较难推行开。


唤醒当地医院医生的意识远比提升医疗水平艰难。王洪举去基层调研,时常被触动:“总觉得自己每天做两台手术就很辛苦了,科研、职称都应该被照顾。”


王洪举知道,想要把这种进取理念普及到所有人,需要漫长过程,“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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